From the President: The Great Leap - Chinese Version
一个职业军人的漫长生涯教会他如何讲故事，如何喝烈性酒，这两者他都不吝惜与人分享。他一边从一个小的陶瓷杯里面呡着白酒，一边如数家珍地讲述了他当年二战抗日战争时期做为步兵小鬼的故事。他的任务就是将北平从日军手中解放出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他回顾了70年间他亲眼见证重大历史事件，世界大战变成美苏冷战，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再之后经济形势日新月异，和接下来的北京奥运会。
这次造访在我看来是如此地短暂，在告别前，他向我致谢，感谢我愿意聆听。而我也回致谢意，感谢他为我们敞开家门，感谢他给我们讲的故事。当我们站起来准备离开时，他让我告诉人们，每周四家庭医生和护士的入户出诊真的是件善举。正是这些探访，使这个88 岁的老人，和他中风瘫痪的85 岁的妻子，得以仍旧安居在自己的家中。我答应了他我会尽我所能对大家宣传，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今年4 月北京之行，是我在过去的20 年里第10 次中国之旅。我此访的首要原因是在第九届北京家庭医学学术大会上发言。这个年度会议是由复兴医院主办的，它是首都医科大学大学（CMU）附属的9 个教学医院之一。在北京，有5 个医学院校：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其中协和医大成立于1906 年由美国和英国传教士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在中国的医务委员会的资助。首医也由卫生部（MOH）部指定为国家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学到了东西比过去在中国的任何一次都多。
在某些方面，故事中描述的北京当代全科医生开始于1994 年的西城区。它坐落在北京市6 个中心城区西部（另外还有10 个郊区），当时西城区约有80 万人和24 家医院。在1994 年，杜雪平医生首创将医疗健康服务推向社区，最终在1996 年以“红苹果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成立而标志着成功。这些努力提高了病人的满意度和减少了各种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住院率。
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于2000 年，5 层楼房，有几十名医生，包括传统的中医师，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项目由此开始。月坛下属有9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每个站配备1-4 名医生，按照居委会划片。在过去的15 年里，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年病人量已经从8700 人增加至30 多万。 西城区现在有15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80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月坛社区卫生服务成长模式不同于当地卫生服务系统，在杜医生的领导下，他们在中国较偏远的地方实施培训项目，如内蒙古。每年春天，他们还召开一年一度的有上千名医生护士参加的北京学术大会。凭借非凡的远见和被认可的成就，杜医生被WHO 评选为2010 年度世川卫生奖得主，该奖项侧重于初级卫生保健。
术语全科医生、社区医生，和家庭医生在复兴医院是一致的。全科医生在复兴医院的住院医培训是3+2(5+3+2)方案，包括3 年的医院轮转和随后2 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站的轮转。预防保健或公共卫生医生，他们负责儿童和育龄妇女的卫生保健，采用的是更短的2 +1(5+2+1)方案轮转。
我在北京的一周期间，我与卫生部，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的许多负责人见面。最难忘的还是与家庭医生在一起的时间，共同看病人，共同去家访。除了在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人外，我还去了3 个社区站并进行了家访，也参观了银龄老年公寓和一所小学校。
诊疗工作通常是在一个开放的小诊室里进行，有社区医务人员，其他病人，或有患者家属在外走动等待或者在诊室里陪同看病。物理检查通常是有限的，以评估生命体征，偶尔听心脏或肺部。
有些医生在7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要看60-70 患者。医生对每个病人有2 关键问题必须做，一是给患慢性病患者，（如高血压）开具每月必须服用的药物，二是文书工作，看病过程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对年轻的医生而言，花在了用计算机补病历或患者家庭信息上。
据我观察，在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仪器设施是现代化和清洁的。这似乎是准备进入实验室和影像学研究，虽然大多数通常需要转诊到医院。大多数患者有政府支撑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患者先启付1800 人民币（1 元人民币或人民币等于0.15 美元左右），之后医疗保险报销约85％。患者每年门诊最高限额为2 万元人民币。
我遇到的这些专业人员训练有素，对病人尽心尽力。有的医生悄悄告诉我，他们会把手机号码给一些病人，这样他们在门诊时间之外也可以找到他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他们对病人的关切之心。
虽然全科医学已经在中国发展了一段时间，但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患者往往条块分割，按年龄或疾病，而不是让他们同样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在其生命的连续照顾。完成3 年在医院的严格训练后，家庭医生将他们自己与曾经的住院治疗工作分开。医生和护士工作在让他们陷入困境的行政管理任务中，如配发药品或完成文书，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更好地用于集中于病人的需要。
他们的信用，中国领导人和卫生专业人员的承认，他们需要和想要做更多，更好。他们多次问及潜在的援助与培训TOT 方案，指南更新，扩大服务范围，如在社区中心开展的心理健康和研究。虽然已多年在医学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合作在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与其他20 多个国家的机构有正式合作关系），仅在过去的几年，这种关系才开始向全科医学侧重。
我们大学系里与复兴医院之间的人员培训项目从开始建立友好关系后就实施了。教授肯·库什纳博士的带领下，我们系与杜医生开始培训计划，交换学生、学员和教师，看到许多中国和美国的更多东西，而且还共同发表了文章。我们已经花大量的时间去了解彼此两国的家庭。这些个人和持久的关系，已被证明是我们成功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赫拉克利特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跳进同一条河流两次，因为它不断地改变。这是我对中国的印象。在北京的改变的脚步是用建筑起重机和环路来衡量的。在奥运会之前的几年，我访问北京的时候，有四个环路，现在有六个。人口压力和经济发展的高峰，创造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改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和增长最快的老年人口社会，而且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儿童肥胖的风险，中国将需要发展终身的战略，以促进更好的健康和更长的生产力。我认为，家庭医生和初级卫生保健可以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我很荣幸在过去的20 年中我与多位卫生部及其他医疗界高层官员进行过会谈。以前，每一次他们都会告诉我中国计划培养100 万的全科医生，但每当我再一次来的时候变化都很小。但这次我来访，中国形成了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目标，即到2015 年新培养全科医生9 万名（由目前的6万增加至21 万）。这次我看到了政府已经真正要落实“中国家庭医生培养计划”。
我对于中国领导人的担心不是他们的计划过于庞大，而是过于保守。我相信中国财富的增长速度和在短时间内完成翻天覆地变化的能力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能够改变医疗体制，成为1 个基本体系，使每个公民都拥有可信的家庭医生为其提供综合的医疗服务，那么中国将会迅速建立起世界领先的医疗卫生体系。